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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化的挑战 ─国家肇建、民族塑造、以及国家打造

台湾民主化的挑战

──国家肇建、民族塑造、以及国家打造

施正锋

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非常独特。现在,全世界研究台湾问题的人,或许已有所了解,台湾的民主化具有两项重要意涵。一是如何以民意为依归,实现「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理想。……

 

        长久以来,台湾人民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政权。也就是说,台湾长期遭受外来政权的「压迫」。所以对台湾来说,如何挣脱外来政权,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同时,究竟是认同中国、还是认同台湾的族群问题,也必须釐清解决。这是相当错综複杂的问题。

 

        台湾的民主化究竟有何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台湾的本土化」。

 

李登辉(李登辉、中嶋岭雄,2000:34-35)

 . . . in a modern polity, free and authoritative elections cannot be held, winners cannot exercise the monopoly of legitimate force, and citizens cannot effectively have their rights protected by a rule of law unless a state exists. . . . No state, no democracy.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1996: 14)

 

一、前言

 

 

在战后的政治学裡头,除了政治哲学以外,比较政治学对于民主议题的最先关心是「政治变迁[1][1]」(political change)、或是「政治发展[2][2]」(political development);一直要到1960年代末期、1970年代初期,「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才逐渐被学界关注[3][3];在1980-1990年代,「民主学」研究中心由「民主转型[4][4]」(democratic transition) 渐次转移到「民主巩固[5][5]」(democratic consolidation);从1990年代起,学者开始比较有系统地在探索发展民主化的理论,并且尝试作架构的整合[6][6]。

 

我们可以将当前对于民主化的研究归纳成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方法论 (methodological)、理论上 (theoretical)、以及本体论 (ontological) 四个方向[7][7]。首先,清楚的概念化将有助于我们作正确的实证上观察,譬如应变数「民主」(democracy) 究竟要採取极大化的实质定义、还是极小化的程序定义,或者是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釐清[8][8]。再来,到底在方法上要採取重视特异性 (idiosyncratic) 描述的个案研究[9][9]、还是要採用追求规律性解释的 (nomothetic) 比较研究[10][10]。其次,究竟在理论上要找出充分 (sufficient)/必要 (necessary)/脉络 (contextual) 条件、因果 (causal) 关系、还是偶殊 (contingent) 条件即可[11][11]。最后,到底在本体论上要重视命定性的结构 (deterministic structure)、具有理性的行为者 (rational actor)、还是採取允许两者相互建构的 (constructionism) 途径[12][12]。

 

在早期的民主化文献中,研究的主轴在辨识出一些民主化的前提 (prerequisites),特别是社会、经济的背景条件[13][13] (background conditions),譬如经济发展的程度[14][14];或是政治文化的素养,譬如包容、妥协的价值/规范[15][15]。这样的途径除了隐含政治只不过是社会、经济的表象[16][16] (superstructure) 以外,还有强烈的单向而命定的因果关系,无形中对于政治学学科存在的本质 (ethos) 有相当大的质疑,他们自然会朝向具有自主性的政治菁英著手,强调他们在民主化过程 (process、path) 中的策略考量、合纵连横、以及制度擘画上的协商[17][17]。坦承而言,前者难免有替威权体制说项的保守倾向,因为结构性的社经大环境往往须要一段时间来发展,而民主素养也要长时间的培养;相对地,后者是乐观的途径,允许菁英有理性选择的空间来走向善境。儘管如此,后者仍有本质上的缺憾:如何解释菁英愿意进行政治制度上的妥协,特别是在内部具有族群分歧、或是国家存在根本就迭遭内外挑战的情况下。也因此,在所谓「后 [民主] 转型典范[18][18]」(post-transition paradigm) 呼诸欲出的当前,学界渐渐体会到有必要将民主化放到更高的视野来看,甚至于理论的合成、或是模型的建构。

 

经过外来政权统治四百年,本土台湾人[19][19] (native Taiwanese) 终于能在1990年代初嚐民主政治的滋味。回顾这段民主转型的历程之所以大致平和,最重要的关键是政治菁英同意以非暴力的方式[20][20]达成民主化;当然,军队大致保持中立,亦值得喝采。一旦反对势力/民进党决定在体制内进行改革,政权移转的主要场域就是全国性的选举:首先是国民大会、以及立法院的选举相继于1991、1992年正常化/改选;国民党内的本土台湾人李登辉,于1996年成为第一位「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而本土在野民进党的陈水扁,则因为国民党内部的争执、分裂,提前赢得了2000年第二次总统大选。

 

台湾原为日本殖民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交予中华民国[21][21]。中国国民党在内战中遭中国共产党挫败后,蒋介石委员长于1949年避秦台湾,自此以后在岛上维持了长时间的官僚威权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统治。除了透过军事力量的支撑外,蒋政权更倚靠三根砥柱来强化它的统治:抵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XX,以发展经济来提供物质诱因,并且以中国历代王朝血脉的唯一正统继承者的自居,来鼓励爱国主义者对国家效忠[22][22]。堡垒般的台北是外来政权的中心,国民党据此而将统治权扩张到边陲的乡镇,同时维持水平、以及垂直的分工:由大陆人/外省人[23][23]佔据国家机器,本土台湾人无选择之下只能待在私领域;前者得以在中央政府独佔政权,后者则间接受制于国民党分而治之策略,只能在卵翼下发展彼此相互斗争的地方派系。

 

当「反攻大陆」的神话逐渐无望,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面对充满敌意的台湾人,不得不尝试安抚自己的追随者,允许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于1986年成立,并且在1987年废除戒严法。蒋经国晚年更不讳言自己在台湾已经如此长时期居住,应该也有资格称为台湾人;去世之前,蒋经国亲自选任李登辉作为副手,同时希冀政治自由化能削减本土人士的怨憎[24][24]。蒋经国在1988年骤然逝世,让李登辉在毫无预警下接掌政权,终得以有机会打破国民党在台湾长达四十载的党国体制 (party-state) 统治。李登辉在总统任内逐一进行政治民主化,让此威权体制开始崩盘。李登辉一方面翦除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则在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中结合反对党/民进党来扩大政权的本土化;同时,藉由拔擢本土菁英至中央统治阶层,李登辉成功地将中国国民党转变成为一个「旁系出走式政党」(lateral seceding party)[25][25],并且为它赢得了另一个非正式的称号「台湾国民党」。最终,李似乎自豪于能将「中华民国在台湾」转变成为「台 湾 中 华 民 国」。

 

在本篇论文中,我们主张以台湾民族主义 (Taiwanese nationalism) 发展的概念架构,来考察台湾的民主化[26][26],也就是说,民主化只是台湾人为了建立其民族国家 (nation-state[27][27]) 所付出之努力的其中一个面向。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到民族自决 (self-determination) 理念的感召[28][28],以及爱尔兰、韩国独立运动的影响,初萌芽的台湾民族主义宣称「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台湾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有权要求与其他民族一般,拥有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因此,台湾民族主义的目标就是追求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的成立[29][29]。起码而言,台湾民族主义是用来脱离国民党奴役的宰制、并且拒绝中国併吞[30][30]台湾的可能性;而从较积极的观点来看,台湾民族主义的最高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杭亭顿 (Huntington, 1971) 把民族国家形成归纳成两种模式:后殖民 (post-colonial)、以及垦殖 (settlers’) 国家。就后殖民国家而言,政治角力发生于原住民、以及殖民征服者之间;就后垦殖国家而言,而后者的竞争则在原住民、垦殖者、以及移民母国三者之间。就台湾的情况来说,作为一个后殖民的垦殖社会,民族主义者的任务必须包含上述两者:汉人垦殖者一方面必须和原住民达成和解,另方面要防御来自母国(明朝、清朝、以及中华民国)吞噬的威胁,同时还必须要抵抗外来政权(荷兰、西班牙、满清、以及中国)。根据这样的诠释,如果所谓的汉族垦殖者后裔愿意自认为本地人 (natives)、而且能取得原住民的首肯,那麽,台湾民族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如何将一个传统的中国垦殖者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多元文化 (multicultural) 民族国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创造民族国家的方式通常被区分为两种典型:从民族到国家、以及从国家到民族 (Kohn, 1944; Alter, 1989; Nieguth, 1999)。若依第一种情况,民族主义是一股整合民族的力量,用来动员族人 (co-nationals) 建立属于自己国家,企求使政治疆域与民族居住的领域能相符[31][31]。根据第二种情况,国家机器是被利用来铸造民族主义者所设计的国家。在早期,台湾民族主义的激情集中在第一种情况,是用来驱逐外来的国民党政权以及/或者外省人的理论基础。在过去十来年,基于现实上的考量,这种或多或少有排他意味的论述已经被转移至第二种较为包容性的道路上。也就是说,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已逐渐从对于形式上独立的探寻,提升到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换言之,除了最初关于国家肇建 (state-making)[32][32] 的使命感,台湾人的企图心已进一步深化为同时要完成「民族的塑造」(nation-building)、以及「国家的打造」(state-building) 两项目标;就打造国家的任务而言,除了民主巩固之外,更包括社会改革、文化重建、族群协合、以及经济自主等细目。

 

从民主转型到民主巩固,台湾必须要面对三项重大的挑战[33][33]:在建立并维繫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之际,如何对抗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文化吸纳[34][34];在塑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政治民族之际,如何处理族群间的分歧[35][35];以及如何建构有助于代议式/自由式民主政体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liberal democracy) 的政治制度[36][36],包括宪政体制[37][37]、政党体系[38][38]、以及选举制度[39][39]。我们在下面,将致力于如何将这三个相互纠结的议题加以釐清。

 

贰、中国,威胁与国家肇建

 

 

处在複杂的美、中关系之间,台湾的生存始终受限于其邻近大国所编织而成的结构性条件。如果我们说台湾的民主制约于她与中国的斡旋之上,其实,一点都不嫌夸张。更确切地说,战后台湾外交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寻求与美国作某种形式的结盟、以对抗中国昭然若揭的武力併吞野心[40][40]。

 

就国内政治而言,战后迁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始终能有效维持其有效的统治,而在1990年代开始进行的民主化,也大致助其获得相当的统治正当性。儘管如此,中华民国在台湾却因为中国公然的胁迫,因而一直无法获得国际社会中的大部分国家所认同;直到最近,中国仍然固执地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41][41]。

 

任何服膺台湾民族主义者必定会坚持,台湾若无法确保主权独立,那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然而,儘管台湾不论是在人口总数、领土面积、或甚至政府的存在上,并不亚于大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然而,这些只是作为国家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即使有这些明确的适时,仍然不足以令台湾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42][42]。借用Hashimi (1997: 2) 的用词,台湾拥有实质上的主权 (substantive sovereignty),但其程序上的主权 (procedural sovereignty) 并不稳固,尤其是她仍然无法取得联合国会员的资格;对于台湾人来说,能否加入联合国犹如台湾取得国家资格的出生证明,也就是代表台湾在国际上被尊重与否的象徵。

 

战后以来,国民党政权藉著将中华民国在台湾固著 (territorialized)、以及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渐次确立台湾与中国的分隔。而中国自从1979年与美国修好 (rapprochement) 以来[43][43],对台湾的态度也有极大的转变,也就是由原本的威胁以武力解放台湾、到呼吁透过协商来达成和平统一。正如美国对于「如果台湾正式宣佈独立而引起中国进犯时、是否愿意协防台湾」的议题,一直刻意採取模糊的立场,中国同样地也不愿承诺放弃以武力解决与台湾之间的争端[44][44]。儘管如此,从1995年中国国家XX江XX的『江 八 点』[45][45]、到2001年其副总理钱其琛的『钱七项』[46][46],中国对台湾人传递的讯息已经相当清楚:在「一个中国」的前提/原则下,接受「一国两制」[47][47],也就是有如香港在单一体制 (unitary system) 下的特别行政区地位。

 

原本,由于中国抵制而造成台湾在外交上的孤立,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李登辉政府的罩门,而且日益成为当时的反对党/民进党攻击其缺乏意愿、而且又无能的理由[48][48]。然而,在事先没有任何徵象的情况下,李登辉总统于1999年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出了『两国论』[49][49];他除了重申国民党所惯用的「反对一国两制」之外,更公开表达他对于台、中关系的诠释为「国与国关系,或至少为特殊国与国关系」。李登辉的说法将彼此的关系调整为「两个中国」,刻意确定了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分离。因此,不论孰为其后继者,都将很难再走回倾向统一的道路。

 

目前,各方政治势力的差异仅在于其对台湾当前国际地位的不同诠释。对于国民党、新党、以及2000年总统大后才成立的亲民党而言,中华民国自从1911年建立以来,便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相对地,对于台湾民族主义者而言,不论是在1945年就君临台湾的中华民国、或是台湾本身,在国际惯例上都还不足以被视为一个主权国家。对于当前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党内大多数菁英的看法是,台湾早在1996年第一次总统大选时便宣告独立了[50][50]。

 

最令我们震惊的是,陈水扁总统在其2000年5月20日就职演说中所揭露的「五不」原则[51][51]中透露出对中国看似和解的态度,即为:「不会宣佈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此外,在其2000年底的跨世纪谈话当中,陈总统誓言将「从两岸经贸与文化的统合著手,逐步建立两岸之间的信任,进而共同寻求两岸永久和平、政治统合的新架构」。第二天,他更大胆地打破了民进党的禁忌,提出「宪法一中」的概念。

 

我们目前可以看出来,陈水扁至少在第一任总统任期当中,国家安全、以及中国政策的主轴在于稳定台海关系、以及防止中国併吞台湾。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有助于恢复官方谈判、以及与中国协商和平条约的尝试,都被认为是比当前的僵局都来得好。儘管中国一直坚持要台湾接受所谓的「一中原则」,民进党政府似乎倾向于放鬆对中国直接贸易的限制,也就是採取措施以开放所谓的「三通」。

 

参、族群分歧与民族的塑造

 

 

如果台湾要在民族塑造的架构下达成民主化的目标,此刻必须面对治丝益芬的多元族群现象。由于种族、语言、以及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差异,台湾的族群分歧呈现在党派对立、选举竞争、甚至于械斗等各种型式;这不仅发生在汉人垦殖者与原住民之间,也出现在汉人三个族群之间(施正锋:1998、1999)。一般人普遍同意台湾当前有四个主要族群: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以及鹤佬人。而族群竞争主要沿著在三个轴线进行:原住民/汉人(外省人[52][52]+客家人+鹤佬人)、客家人/鹤佬人、以及外省人/本省人(原住民+客家人+鹤佬人)。目前,台湾最主要的族群纠葛,出现在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长久以来的政治角力。在这样的脉络下,塑造民族的动力就是要将鬆散的「台湾人/台湾人民」(Taiwanese People) 凝聚成为「台湾民族」(Taiwanese Nation)。

 

台湾的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具有高度的重叠性[53][53]。一方面,一个人的族群认同(本省人、或外省人)大致会决定其民族认同(台湾人、或中国人),也会进而影响其对台湾国家定位(独立、或统一)的态度。另一方面,一个人的民族认同、以及国家定位有可能会构成其族群认同,尤其是对外省人而言。在过去,主义、领袖、以及国家构成国民党牢不可破的共同想像,然而,当这种尊崇的三位一体意识型态在李登辉总统任内日渐凋零,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外省人被迫要重新思考其族群、民族、以及政党认同感的归属。

 

事实上,国姓爷郑成功、以及蒋介石父子都是中国的「忠诚者」(loyalist)[54][54],也就是要与中国大陆的主政者争取正统;相较之下,李登辉的中华民国已经放弃了拥有全中国领土的虚幻所有权,更放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夺中国正统的地位。原本,李登辉的用辞虽然是「一个中国、两个地区、以及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实际上却可被解读为「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儘管如此,李登辉似乎仍然坚持将台湾定位为「文化中国」,并且希望台湾人成为较为优质的中国人。换言之,李登辉希望在保留迷幻的「中国文化认同」之际,同时能提升具体的「台湾政治认同」。从这个方面看来,李登辉在本质上仍是个「忠诚的中国人」、或至少是「忠诚的汉人」。当然,要调和民族认同的文化、以及政治面向并非易事,李登辉总统任内的国民党官式民族主义 (official nationalism),大致上是一具有两种截然不同面貌的、重生的「改革式民族主义」(reform nationalism)[55][55]。

 

为了更进一步抗拒中国民族主义,李登辉藉由诉诸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风格的「主权在民/人民主权」(people’s sovereignty) 概念,致力为台湾人建构一个「生命共同体」[56][56]。在其擘画之中,所有政策必须以台湾住民作为最优先的考量;这样的思维,已无法掩盖其作为台湾民族主义者的事实,因为民族便是一个「位于主权国家地域上的命运共同体」。令人好奇的是,儘管李登辉在过去十年大致上遵循「独台」的路线,他至今仍然避免採取有关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方式[57][57]。

 

在国内方面,李登辉为了诱导本土选民移情于带有耻辱印记的国民党,他在1995年首度总统大选前接受一位战前出生于台湾的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 (1995: 524) 访问时,公开发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之声,却出乎意料地被解释为他有偏爱日本的倾向,因而与外省人渐行渐远;因此,李登辉必须在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时提出「新台湾人」的概念。外省人如果能接受这个新创的包容性认同,或许能因此认为自己的认同已经获得救赎而不再忧虑。儘管这种长久以来令人期待的和解作法广受好评,不过,这个新名词的内涵仍然显得模糊、而且歧义[58][58]。

 

即使如此具有「族群融合」巧思的名称或许能减缓国内族群张力,民族认同歧异的问题仍然未能如预期迎刃而解,尤其是对于外省人而言。儘管有些外省人菁英开始承认自己是台湾人,不过,他们[59][59]依然坚持自己的中国人认同。不管如何,他们大多还是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台湾人,或者是充满修辞意味的「中国人在台湾」[60][60],像极了「中华民国在台湾」。只不过,藉由如此模糊的定义,台湾认同被矮化为地方性的认同,而中国认同则被提升至国家层次,也就是说,台湾认同在无形中被无形中套牢了。

 

儘管有李登辉的奋力推动,『两国论』依然在光谱上提供众多各取所需的诠释,包括忠诚者所信奉的「一中两国」、过去国民党主流派所揭示的「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一族两国)、以及陈水扁总统的「两个华人国家」。即使在国民党菁英之中,对于在「两个国家」之后应该加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后缀词,内部仍有相当的争议,主要是因为「民族」一词本身在汉文、以及英文中均有多种迥异的解释[61][61]。如果「一个民族」代表一个无定形的「文化华人」,其内涵便与民进党的主张相同,因为新加坡在台湾亦被广泛地被「错认」为是一个华人国家;然而,若「一个民族」被认为是代表政治上的「中华民族」,这个用词便有强烈暗示统一的意味,也就是为我们所一般所谓「德国模式」统一[62][62]。在上回总统大选后,李登辉承认国民党之所以败给民进党,主要的原因在于党内同志、以及支持者对于认同所产生的分歧所致。随后,因为愤怒的抗议者包围中央党部、并且要求李登辉卸下其主席职位,可以解释为国民党的外省支持者并不愿接受他在认同上的努力。

 

如今,大部分的民进党领导阶层似乎愿意接受中华民族只不过是一个文化名词,并不具有政治、历史、或地理意涵;无怪乎土生土长的陈水扁总统会赞成中华民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华人国家。在这样的解释下,陈水扁与民进党心安理得地从李登辉的手中接掌中华民国。眼前,陈水扁已经大大方方地将自己视为华人,或许是一方面想要让中国觉得台湾仍有一线之牵,另一方面是让外省人仍然保有某种感情上的羁绊。

 

肆、政治制度与国家打造

 

目前修宪后的中华民国宪法所设定的政府组织层级架构图

 

台湾人为了达成国家打造的目标,还必须承受过时政治体系的痛苦;对于台湾人来说,这套战后移植自中国的体系是完全陌生的。借用Hirschman (1990) 的用词,从抗议、反对、到忠诚的道路,并不等于全心全意接受国民党政权;坦承而言,民主巩固过中的中华民国政府,顶多只不过是「第二共和」,离「台湾共和国」仍有相当的差距;不过,也并不意味著我们必须全盘将这套体系丢进灰烬。儘管如此,由于台湾住民尚未能透过协商来达成对于政治制度的共识,因此,尚无力/无意擘画一套崭新的政治制度来取代中华民国体制,连带地,台湾人还没有办法摆脱被殖民者的囚犯心态。

 

当前的中华民国宪政体制,是经过1990年代所进行的六次修正案而来的。儘管政治菁英们多体认到决定孰为统治者的战场在总统大选,然而,他们对于当今的宪政体制到底是总统制、内阁制、还是半总统制/双首长制,还是缺乏共识。众所週知,儘管总统是由全民所选出来的,行政院长应由总统指派但是却必须对立法院「负责」。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的得票数排行第三位,不过,由于它在1998年第四届立委选举中拥有绝对多数[63][63],因此老是坚持有权组内阁;经过2001年的第五届立委选举,执政的民进党终于取得国会最大党地位,国民党才不再喋喋不休。迄今,民进党政府相继推出三个阁揆(唐飞、张俊雄、以及游锡堃),虽然不是正式的联合内阁,不过,不管是行政、还是立法上的结盟,除了民进党的成员外,还是要适时仰赖李登辉的人马来提供奥援。

 

如果具有民意的总统要摆脱国会的掣肘、让总统能真正对选民负责,未来必须赋予总统否决权国会立法的权力 (presidential veto);也就是说,倘若总统反对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只要获得近相当数额的立委支持(譬如说三分之一),他便可以将其否决,除非是有绝对多数的立委誓死反对(譬如说四分之三)。此外,只要总统与部会首长之间有行政院长的存在,即使是执政党的立法委员,很难摸清在此行政三角当中应该与谁协商;既然行政院长在实质上逐渐成为总统的幕僚长之际,行政院长的职位应该被废止、或至少被调整至隶属总统府办公室的角色。

 

不论对『中华民国宪法』的文本、或是修正条文的诠释为何,政界大致体认到陈水扁总统于2000年就职后所面对的政治僵局,主因在于当前宪政体制的总统/国会关系模糊所造成[64][64]。如今,该是主要的政治参与者、以及所有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挺身而出、向大众表达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宪政制度的时候了,尤其是如何在行政、以及立法两个部门之间取得平衡点。此外,由于过去的宪法修正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障碍,均刻意于幕后进行,因此,很难去评估造成当前宪政僵局的责任归属;在未来,有必要让民参与宪政安排的对话,甚或透过公民表决来制定一套崭新的宪法。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宪政体制之所以运转不顺,除了先天不良,也有很大的阻力来自正在历经重组、而且高度浮动的政党体系所致。过去十五年以来,台湾的政党体制一直在演变之中,从不容许有任何民主政党存在的党国体制、经历反对派民进党所挑战的国民党一党独大统治时期,演变至没有任何一党能在国会或总统大选中佔有绝对多数的多党竞争时代,也就是所谓的「三党不过半」。追根究底,造成这种三党鼎立态势的是选举制度,也就是国会议员区域性选举中的单一不让渡投票制 (single-nontransferable)、以及总统大选中的相对多数制,两者都会助长政党内部的竞争、甚至于分裂;另外,国会全面改选候后所增设的不分区部分(包括侨选),也就是政党比例代表机制的引入,让小党有存活的空间,因而更引发显著的政党体系离心效应。

 

过去,这些政党的选举基础可以简单地使用族群认同(本省人vs. 外省人)、民族认同(台湾人vs. 中国人)、以及国家定位(独立vs. 统一)来作二分法的区隔。一直到1990年后期为止,这三条分歧的轴线大致上是相互重叠,主要政党的政治空间便依序沿著光谱分佈,从一端倾向「统一/中国人/外省人」、经过中间的「维持现状/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结盟」,一直到倾向「独立/台湾人/本省人」的另一端。由于政党政治逐渐向此认同轴线看齐,这些相互强化的分歧或多或少可以解释台湾选民的政党认同。新党成立于1993年,由某些反对李登辉的保守派、并且认为自己才能真正代表国民党的人士组成,因此被认为是出走的外省人政党。国民党则大致以本省人与大陆人之间的族群协和自居,企图佔据政治空间的中间位置。而民进党自其1986年成立后,就一直被认定是正统代表本省人/台湾人的政党[65][65]。

 

儘管一般人公认在选举时动员族群是不道德的,不过,各党菁英至今却仍然找不到可以跨越族群分歧的议题,顶多是在公众场域不敢造次。自从1995年第三届立委选举开始,不少候选人就刻意模糊其政党色彩,寄望藉由选民与政党的去钩 (de-alignment) 扩张票源。在政党认同混乱的当中,主要政党多忙于在主要议题、以及政策面向上往中间调整,以期能拉拢那些想像中的中间选民。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去深思的政治空间,就是如何釐清前述三种认同面向的纠葛。

 

2000年的总统大选破坏了原本的一大、一中、一小的三角政党体系。亲民党成立于选后,是第二个由国民党裂解出来的政党,顿时成为外省人的新乐土;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为前国民党秘书长,在总统大选失利后全力寻求与本土政治人物结盟,目标是取代国民党而成为一个非族群化的政党,因此,很难将它在光谱上定位。最后,因为国民党中的保守派/外省人重申其倾向统一的立场以抗拒宋楚瑜的吸纳,国民党内一些拥李登辉的本土人士遂决定成立台湾团结联盟,不过,究竟它自己的定位是在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或是在民进党的右翼,内部仍在凝聚共识之中。

 

假若我们同意两党政治比较适合总统制的运作,那麽,国会、以及总统的选举制度应该彼此相互配合。在此民主转型的时期,绝对多数决似乎较适合于总统制,至少可以确保一个鬆散的双个阵营的政党体系。另外,对于国会议员的选举而言,学理、以及外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搭配相对多数的单一选区制可以收敛政党数目;如果未来的选举制度要转变为所谓的单一选区两票制,可以採取日本的混合式两票制(又称「并立制」),或者转变成德国、纽西兰的「形式混合制、实质比例制」的两票制[66][66](又称「联立制」)。我们必须指出,如果将来的两票制是以目前的区域性选举中的单一不让渡投票制、加上让选民自己投政党比例的票,那麽,除了能更加紧扣选民与政党的关系外,并不太能降低政党数目。再来,并立制与联立制最大的差别在前者为区域选举与政党比例的混和,后者为如假换的政党比例代表制,只不过让选民与候选人维持选区关系,因此,仍有相当的增加政党数目的诱因。此外,区域与不分区(政党代表)席次的相对比率也是重点,如果政党代表的不分超过目前的额度(22%),那麽,儘管我们将所有的区域选举改採相对多数式的单一选区,可能预期的降低政党数目效果,很可能会被抵消掉,也就是说,当前政党体系分碎的情况将不会改进。

 

伍、结论

 

台湾如果要巩固民主体制,需要先确立一个主权XX的民族国家,同时要处理族群分歧问题,并且要改造政治制度。我们以为,台湾的民主巩固必须三方面齐头并进径:国家肇建、民族塑造、以及国家打造。

 

儘管大部分台湾领导者宣称,只有台湾人才有权利决定台湾与中国未来的关系,然而,他们处理民族认同议题的努力显然不足。他们大致是自足于结合中华民国的外壳、以及台湾的内在,无形中表现出他们对于维持原状的坚持,因此,暗地裡呈现出一种权宜式的、混杂 (hybridity) 的认同。在适当的时候,台湾人仍然必须接受一项严苛的考验:台湾人是否愿意与海峡对岸的中国人分享同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中国政治民主、以及/或经济富裕的情况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彼此就是属于同一个民族。

 

正如台湾岛上的住民至今尚未在认同上达成共识,他们也分不清楚到底这些相互纠结的情愫是属于族群的、民族的、亦或是政党的。政客们或许发现在选举时打族群牌十分受用,然而,外在来自中国的威胁终究会在危机时刻迫使民族/国家认同超越族群认同。

 

如果台湾人不愿多花费心力在政治制度的擘画,那麽,政权的转移只不过是将政治权力从外省人手中转到本省人手裡。然而,机械性的投票主义无法称得上是民主,顶多是所谓的「选举式民主[67][67]」(electoral democracy),并且也无法让全民在建的路途上产生由衷的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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